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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学良如何排除日本粗暴干涉实行东北易帜的

2019年11月08日 栏目:游戏

张学良如何排除日本粗暴干涉实行东北易帜的?1928年12月29日,东北易帜。这在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中,是仅次于西安事变的重大历史事件。所谓

张学良如何排除日本粗暴干涉实行东北易帜的?

1928年12月29日,东北易帜。这在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中,是仅次于西安事变的重大历史事件。所谓易帜,就是废除北洋政府的红黄蓝白黑的五色国旗,改挂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国旗。张学良毅然易帜,标志着旧军阀割据时代的结束,同时也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,捍卫了中国领土的完整

。但是,关于这次易帜的很多细节历来说法不一,笔者根据多年研究始成此文。

缘起:为了国家的统一

1928年4月,国民政府开始第二次北伐,国民革命军迅速占领了山东和平津一带。对于东三省,蒋介石拟采取和平手段交涉,以实现全国的统一。张学良此时也在考虑东三省的前途。6月4日,张作霖在北京撤回奉天的途中,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弹炸死。年仅27岁的张学良受这一突发事件的刺激,更坚定了把日本军阀驱逐出东三省的决心。期间,国民政府曾派孔繁蔚与张学良秘密会谈,虽没有完全达成协议,但对易帜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。

1928年12月29日,张学良宣布东三省及热河省易帜,与南京政府实行统一合作,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。张学良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。奉军结束,东北军诞生。

7月1日,张学良致电蒋介石,表示绝不妨碍统一,并派代表转致敬意。7月10日,张学良的代表王树翰、邢士廉等4人到北平(此时北京已易名北平),即对界说:“张学良早求统一。皇姑屯之变,益增爱国之热度,而赞成统一志愿,尤觉须急速实现。兹既举国一致易旗,东省自当不必坚持异议。不过东北地位在外交上有特殊情形,故先派代表来商办法,从长考虑,以期妥洽和平统一事业安然成功。”同日,蒋介石在北平接见王树翰等,提出东三省须先行易帜,实行三民主义,余事再请示国民政府。与此同时,张学良在沈阳接见国民政府的代表刘光、张国礼时表示,易帜与实行三民主义毫无疑问。

1990年8月,张学良接受日本的专访,在谈到军阀割据和结束内战时,张学良说:“当时,我对我父亲的事情很苦恼。因为我反对我父亲进行的内战。所以我问父亲:'咱们打的这场仗,有什么意义?为什么咱们非打不可?'我在河南见到很多彷徨街头的人,很可怜,我一边流泪一边大叫:'这究竟是怎么回事,究竟是为什么!'当时,人们之所以那样苦,全是因为内战......当年我对国民政府是相当有好感的,我希望中国统一。后来我父亲不在了,我自己做事,我一直是拥护统一的......我不光是想让东三省,而且想让全国都好起来。”问他,易帜是不是因为日本人杀害张作霖引起的?张学良回答:“那当然,我对日本是很不高兴,很不满意。也就种下了我对日本的仇恨,家仇国难,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,杀我父亲的仇是不共戴天之仇。”他沉默了一会儿,接着说:“这倒不是,不是因为这件事激怒我,过去也是这样,就是没这个事情我也会这样的。我自己负。我从来主张国家统一,我自己那时非常想,感到自己的国家不强,没有力量。不过这件事激使我,使我抗日的决心更大......我不能与日本合作,合作就是卖国贼。”

张学良 难题:日本人蛮横干涉

日本担心中国东北易帜后,英美的侵略势力进入东北。1928年7月16日,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访问张学良,并警告说,因国民政府标榜革命外交,单方面废除与各国条约,图以武力收回租界,故与南方(指国民政府)合作即无异与日本对抗。林久治郎还对张学良强硬地说:“此际匆促采取迎合南方的态度,非但毫无必要,且有危险。暂应维持现状保境安民,以观形势变化。如有扰乱东三省治安者,日本准备根据必要,采取相当手段”。19日,林久领事再次访问张学良,转交了日本政府的信件,谓“第一,国民政府内部尚未统一,东三省立即加入其势力圈内,对于东三省治安的维持上,是否会带来不良的影响?第二,张总司令前曾通知国民政府,希望先开国民会议,解决中国的和平统一问题,但现在不经过此项手续,纵令只在形式上与国民政府合流,也会把东三省的组织和内容南方化,不但秩序因此紊乱,且国民政府蔑视我国特殊权利的方针,是否遂至在东三省与我国之间滋生事端?第三,日本素来无干涉内政之意,但违背张作霖氏之方针,轻与南方妥协时,其结果所造成之影响,日本不能漠不关心。”张学良反诘林氏:“是否可将日本不愿中国统一的意见,或东北不能易帜是由于日本干涉的情形向南京政府报告?”林氏无词以对。20日,日本关东司令官村冈也对张学良发出警告。

7月23日,张学良对发表谈话,说:“余现感到欲救中国之危亡,宜速南北之统一。故自先父去世,即选派代表与国府要人接洽妥协,一两日来已急遽接近,成为事实,断不因日本警告即行终止......余与国府精神上已趋一致,现不过形式上之易帜问题,尚需迟缓一二日实行而已。”24日,张学良为避免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,加之奉系内部矛盾,他决定推迟易帜。26日,张学良向蒋介石表示:“无论何时,愿对国府服从到底。虽是个人只身,亦甘为介公效力。但目前外交方面情形,确实重要,谅介公早有成竹。但求对外有圆满办法,东三省不成问题也。”

日本田中内阁自以为干涉我国东三省得逞,又指派林权助以参加张作霖葬礼的名义到沈阳。林权助于8月3日抵达沈阳后,他连续四次与张学良密谈,威胁道:“国民政府内部有纠纷,共产党在幕后操纵,假如东三省与国民政府妥协,日本在东北的权益将受到极大损害。因此,日本政府希望东三省的军政当局采取观望态度,不要和国民政府携手。如果东三省蔑视日本警告,而率行易帜,则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,这一点日本政府是有决心的,希望贵总司令能够了解,同时能下决心镇压不良分子,如有需日本之处,日本政府愿全力相助。”张学良针锋相对地说:“我是一个中国人,当然以中国人的立场为出发点。我不愿意看到中国分裂,而愿中国走向统一,实行分治合作之政治。贵国之劝告,我当然予以考虑,不过必须以东三省人民的利益和志愿为依归。如果东三省人民公意要求统一,我唯有依照人民公意。贵使提到日本要采取自由行动,我相信基于国际公法上,日本当不至于甘冒干涉中国内政之大不韪。”林权助说:“事实上,日本政府已有决心,在东三省采取自由行动,即使冒干涉中国内政之嫌亦在所不避,希望贵总司令速作决定。”

张学良发火了,他拍着沙发说:“我今天深感遗憾的,是日本方面一再以强硬态度对我威胁......我和贵国天皇同岁,阁下知道不知道,对于阁下刚才的话,我所能奉答的就是这些。”张学良回到私邸,愤慨异常,他对手下人说:“日方欺我太甚,誓必易帜,即死于青白旗下,我也甘心。”但他当时考虑,为了稳健行事,从长计议,不给日本制造借口,决定推迟易帜。随后,张学良致电蒋介石,报告了与林权助谈话以及日本内阁阻止东北易帜情形,并谓:“对于日方如此态度,人皆共愤,唯对付之策,不外三种:一曰强硬,二曰软化,三曰圆滑。强硬则必用武,不但东三省力有不足,即全国协力亦无把握。软化则东省成为保护国,为朝鲜第二,非所敢出。暂用圆滑之法以延宕之,一面于国际间着手运用,折其野心,始有办法。”是日,张学良宣布“东省易帜,延期三个月”。

10月8日,国民党中常会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。蒋介石为此致电张学良云:“应乘此时机同时更换旗帜,宣言就职,以十七年(1928年)双十节为兄完成统一之纪念日也。”可是,当时日本压力尚未减轻,而东北内部亦不稳定,张学良易帜有心无力。10日,张学良复电蒋介石说:“东北易帜早具决心在前,实因某方压迫,致生障碍,当时敝处与之面约以三个月为限,届期即行易帜......现计算约定日期已不甚远,敝处拟积极准备,事前秘不使知,筹备就绪,即行通电宣布,以三省同日实行,以免彼方又生狡计。”12日,蒋介石再次致电张学良,云:“易帜之事,全属我国内政,彼方本不能公然干涉,况目下党国形势,团结一致,彼尤无可借口,为从来所未有,此正其时,如尊处果能出以决心,中正深信彼绝不敢有所举动,务希毅然主持,三省同日宣布,愈速愈妙。”13日,张学良复电曰:“承示亟速恢复交通与改悬国旗各事,莫不深表赞同。惜因外交环境关系,不得不分别缓急,徐图解决,免滋意外纠纷,总期实践前约,昭示国人。”

易帜:东北三省一致行动

东三省易帜虽然延期,但东北当局与南京国民政府仍采取一致行动,进行易帜的舆论宣传,为实现统一做好准备。11月中旬,张学良致驻北平代表赵志白亲笔信,其要旨为:“第一,东北内部日见坚固,唯外交仍棘手,请将特殊情形介绍于国人,以免误会;第二,学良对于统一早有决心,易帜誓必实行,但因有未了事件甚多,须先办理完结;第三,绝不卖国,但有为大势所迫非办不可之事,此乃弱小民族被人压迫之实况,人应谅之。”

12月14日,东北保安司令部召开会议,决定于1929年1月1日元旦实行易帜。就在这次会议上,对于易帜问题还是有人提出不同意见,唯有张学良坚持非办不可,谓:“完成统一事大,外人威胁事小。我引国府及国民党势力下之舆论相助,外人其奈我何?”蒋介石电示张学良“不必等到元旦,应提前三天”。24日,张学良密电奉天省长翟文选等人:“兹经决定,于本月29日改悬青天白日旗,东三省同时举行。......唯事前仍应持秘密,勿稍漏泄,以免惹起他方注意为要”,电文还说明了旗式的尺寸。26日,奉天省长致电省城各机关以及各道尹、各县知事,通知29日易帜一事,强调要绝对保密。

东北易帜大势所趋,但到底哪天易帜,确为社会各界所关心。1928年12月29日,张学良通电全国,“力谋统一,贯彻和平,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,服从国民政府,改易旗帜”。奉天省公署及机关、学校、商店均悬挂青天白日旗,吉林、黑龙江、热河同时易帜。蒋介石特致电张学良,对易帜通电表示无任佩慰,“此后修内对外,建设万端,匡济艰难,纳民轨物,愿与诸兄共策之”,国民政府也致电张学良对其易帜通电表示嘉慰,并谓:“完成统一,捍卫边疆,并力一心,相与致中国于独立自由平等之盛,有厚望焉。”在奉天省府大礼堂里举行了东北易帜典礼,国民政府代表方本仁监誓,欧美各国领事应邀出席,唯日本领事未到。张学良于宣誓后发表演说,他引述日本“大政奉还”之例,说:“我们为什么易帜,实则是效法某先进国(指日本)的做法。某方(指日本)起初也是军阀操权,妨害中央统治,国家因此积弱。其后军阀觉悟,奉还大政于中央,立致富强。我们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权力,举政权还给中央,以谋真正统一。”

29日易帜当日,天津《大公报》总经理胡政之在发往津馆的报道说:晨7时,总部省署各机关公团学校门口,交叉挂党国两旗,军士掌旗列队游行。一时各街旗色,盖皆青白,民众欢腾,气象一新......今日诸市所见之旗帜,尺寸一律,不若平津初易帜时之参差不齐者。闻据省辽远县市,前数日即分别密令预备,候最后令到即实行。京奉局于28日分寄由奉天至各庄间站一密封包裹,原定收到后勿开封,候令再开。嗣复改为接到即启封。此所包者,即青天白日旗也。奉垣有少数商人,因确知易帜期促,特预制大小不等之旗帜若干面,以备发售。初以为不无小利可图,及今日易帜之帜,均由官厅发给。故沿街负售者,固属有人,一如平津初易帜时相同,但购者殊为寥寥,甚或一日不开市者,原以投机,反而失机,亦趣事也。”

日本田中内阁对张学良易帜事前未与日本协商感到遗憾,对其易帜“帝国政府颇感意外”。事后,张学良笑着说:“当时日本人不知道我要换成青天白日旗,不是一面,一下子把全东北的旗子都换了,那他们也不知道。日本的情报活动太粗心了,当时花在谍报活动上的钱,等于都扔到垃圾箱里了。”

从此,改旗易帜工作基本结束,在东三省各地,降下了民国时期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,国民政府至此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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